到了晚清，国故曾经了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

因此，人们必须效法先王，因为先王能审礼、隆礼义、比中而行而成就立文之道。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引起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加速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的全面崛起令人振奋。

这说明，荀子的礼法并称带有以礼化法的意思。中国的未来就在我们是手上。接下来的敌诸侯者危，权谋立而亡，都是行强道政治的后果。与此同时，在战国变法运动中，以法的观念为核心形成了法家学派，他们大讲更法、变法、以法治国等，把法的观念发展为法家思想体系。（《论语·为政》）政和刑，是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德和礼，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

首先，应该重视传统治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整理，重视对传统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西方文化当中，社会治道体系是以宗教与法律为主体，辅之以世俗道德教育，是形而上之谓道和形而下之谓器的二元对立。《论语·泰伯》载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

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仁作为能力的美德和行为的愿望由个人尽心尽力地实现，因此它便与心和身都有了联系，并且在形成一个理想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行为的过程中，将身心联在了一起。他继续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

二、身心合一前提下的修身之道 1.修身为本   《大学》是儒家修身之道的宝典，就全书的文字结构可以归纳为两大部分：（1）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从大纲讲大学之道。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

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当代西方哲学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即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思辨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意识哲学转向身体哲学。深，莫敢不深，浅莫敢不浅。《易传·文言》也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也是从身心一体的角度来谈君子修之于内而发之于外，内圣外王，和谐美好的人格境界。

《五行》认为仁这一最高道德境界，形成于心，而完成于身。（《孟子•告子上》） 荀子讲心的地方也很多，只是与孟子在理路上有明显差别。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又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并说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孔子没有明确说明性的善恶问题，而注意的是性作为身心统一的先天本源可善可恶，而心作为后天自我的主宰具有向善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古籍：《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春秋繁露》，《近思录》，《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王阳明全集》，《语录》，《经义述闻》等。

尧可以效法天，应该知道天道，所以他可以称为圣人。（《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朱子语类》卷十二又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但也有讨论，如董仲舒就在《春秋繁露·天地之仁》里说：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

（同上）所谓一身之主宰，是指心能够统御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如耳、目、鼻、舌、身等。以修身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修身，离开修身的格、致、诚、正都失去了意义。《中庸》也有许多地方谈到圣人之道：大哉圣人之道。强调贤人与道合一，不能以道作为交换的条件谋得政治利益。《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载孔子把人格划分为五个层次：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而小人则仅仅停留在口耳之间，没有深入内心，其生命自然不可能呈现出美好的光辉。

汉代儒者对这些心性问题不是很感兴趣，讲的不多。自己不按正道办事，正道在他妻子身上也行不通（更何况别人）。

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基本观念出发，提出了人心副天心的基本主张，借以沟通天人，以天的权威提高儒家仁义道德的权威，但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先秦儒家的心性学说。（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哲学研究》2013年第3期（P61-68，1.2万字）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身体观 修身之道 。

正如有学者所论：仁德是种扎根于形气神一体显现的道德，它是儒家体现的身体观的道德。这里心作为天君对九窍之官的主宰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是建立在同一人体之上的，是同质的构成，并有内在的经络血脉贯通，有精气流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

（《荀子•解蔽》）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参考文献 安乐哲，2006年：《中国古典哲学中身体的意义》，载《世界哲学》，第5期。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

人类自从诞生那一天起身与心、灵与肉就处于对立统一之中，为此，不同的文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也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紧张中寻求平衡。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

郑淑媛，2006年：《先秦儒家的精神修养》，人民出版社。以修心为修身的根本就使得思孟学派为代表的心性之学成为中国哲学史的主流。

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利用安身，顺而利往，如《易》义以方外，乃为崇德之资，此正是内外交相养之道。

心何以知道？曰虚壹而静。日本学者汤浅泰雄早就论及这个问题，认为东方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在内的民族其身体观的突出特点是身心合一（汤浅泰雄，第8页），西方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如安乐哲(Angela Zito)等也认为在儒家思想中身心是一对‘两极相关（polar）而非‘二元对立(dualistic)的观念。他发挥了《诗·大雅·烝民》中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把明哲保身看作良知良能，认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身全性。在本文看来，这种以西方身体哲学的思路和逻辑来解读中国哲学的做法，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弊。

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

孔子之后,以孟子为代表主要沿着向内的方向发展，认为人本身就蕴涵善性，所以不须外求，通过内省、尽心，可以知性、知天，所以修养就要存心、养性、事天，所以修养的途径是反省内求，具体的修养方法有寡欲、求放心、诚、慎独、养气、践行等。以荀子为代表主要沿着向外的方向发展，把天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人性也是自然而然的，自然的性恶使人本身缺乏善，所以修养的途径是格物外求，具体的修养方法有闻见、思虑、学习、正名、知统类、解蔽、虚壹而静、行为等。

程颐说：‘持其志，无暴其气，内外交相养也。这是讲通过礼乐教化使人变化气质，校正个人的缺点，与孟子把良心存养起来再下修养的功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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